则了。
在华夏的史学发展中，一直存在着“予夺褒贬”和“据事直书”两种治史理念。
所谓予夺褒贬就是以史为鉴，通过一定的记叙原则对历史进行毁誉褒贬。
比如孟子说：“世衰道微，邪说暴行有作，臣弑其君者有之，子弑其父者有之，孔子惧，作《春秋》。”
从这就能看出，孔子作《春秋》的目的，就是为了让世人以史为鉴。
但到了两汉，占据主导地位的治史观念变成了据事直书。
比如司马迁的《史记》、班固的《汉书》，都鲜明地体现出据事直书的理念，唐代史学家刘知己更是对撰写史书提出了两个标准，一是撰述方法上必须“征求异说，采摘群言，然后能成一家，传诸不朽。”
二是在撰史态度上，赞誉勇于直书的精神，反对曲笔隐晦的行为。
但到了大魏朝，这个问题徐鹤就不能随便回答了。
因为理学盛行，北宋二程就明确告诫弟子谢良佐说，学者不用儒家义理指导读史，就会使人心粗，而读史不知道阐明儒家义理思想，就是玩物丧志。
徐鹤但凡敢在现场对此进行褒贬，那是要出大事的。
但焦泽此言明显是想听他对这件事的看法，回答得若是太循规蹈矩，显然焦泽不会满意。
“怎么办？”徐鹤有些脑袋疼。
焦泽见状，猜到了徐鹤的担心，于是笑道：“没关系，咱们今天就是随便聊聊，不要有压力！”
班主任说随便聊聊那能信？
徐鹤想了片刻决定万一招【曲线救国】。
片刻后，徐鹤开口道：“刚刚这位欧阳学兄提到《春秋》，那我对【据事直书】的态度，用《左传》中的一件事来举个例子，说完后，大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！如何？”
焦泽闻言差点笑出声来，心说：“这小子倒是谨慎。”
徐鹤这时开口道：“《左传·宣公二年》，「太史书曰：『赵盾弑其君』。以示于朝。宣子曰：『不然。』对曰：『子为正卿，亡不越竟，反不讨贼，非子而谁?」”
背完了课文，徐鹤开始提问：“大家觉得《左传》中的这段话，是不是据事直书？”
欧阳俊闻言顿时笑出声来：“【赵盾弑其君】，这当然是据事直书！这还用说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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